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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时报:管仲的水利思想

2020-06-23 17:13 来自:红网

管仲是春秋时期的政治家、思想家,他的水利思想,主要分布在《管子》一书的《牧民》《立政》《乘马》《水地》《五辅》《度地》《地员》等7篇中,内容涵盖治国与治水、水行政管理、水的哲学、水的自然现象等。管仲的水利思想,宏观层面涉及国家与地方管理体制,微观细致到水管理者的职责,而治水与治国与社会管理更是充满了哲学思辨。

治国与治水相关论

春秋战国时期,新制度、新统治秩序在确立,思想文化得到了繁荣,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,这个时期的水利事业也得到了大发展,水利工程普遍兴修,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,各个诸侯国纷纷崛起,争夺霸主地位,首先建立霸业的就是齐桓公,正是他任用管仲,并采用了管仲对于治水的建议,正如《度地》所说:桓公曰:“善。仲父之语寡人毕矣,然则寡人何事乎哉?亟为寡人教侧臣”。同时,齐桓公也在政治、经济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,使国力强盛,“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”。齐国从重视水利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,从治水到治国,从治国到国家强大,雄居霸主地位,为春秋战国后全国性的统一准备了思想和物质的条件,其中水利是重要的条件之一。

《管子·度地》中,通过管仲与齐桓公治理国家的对话,阐释如何治水,并论及两者的关系。管仲首先立论:“故善为国者,必先除其五害”。桓公问何为五害?管仲对曰:“水,一害也;旱,一害也;风雾雹霜,一害也;厉,一害也;虫,一害也。此谓五害。五害之属,水最为大。五害已除,人乃可治。即水、旱、风雾雹霜、瘟疫、虫为五害,五害之中,以水害为最大。除五害则国家可治。管仲把治理水害列为治国之首,这一论点对后世影响深远,自秦汉起水利成为公共事业,上自朝廷,下至州县地方政府,水利是主要政务。

《管子·立政》篇中更深入地阐释了治水与富国的关系。“国之所以富贫者五……治国有三本,而安国有四固,而富国有五事”。“君之所务者五:一曰山泽不救于火,草木不植成,国之贫也。二曰沟渎不遂于隘,鄣水不安其藏,国之贫也。三曰桑麻不植于野,五谷不宜其地,国之贫也……”。这段是讲:国家之所以贫或富,取决于五个条件,治理国家有“三本”,安定国家有“四固”,而富国则有“五事”——这五事乃是五项纲领性措施。这里的“五事”之一就是水利:沟渠不能全线通畅,堤坝中的水漫溢成灾,国家就会贫穷。作为富国的“五事”之一,说明在古代的中国,水利是农业进步和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,也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手段。春秋战国时期,诸侯争霸,对水利非常重视,特别是实施了大规模的灌溉工程,是一个诸侯国走向富强、兼并弱国的“资本”。春秋时期的黄河流经齐国属地,齐国地势较低,受黄河水害之苦严重,据《史记·河渠书》记载:“於齐,则通菑济之间”,是讲在齐国,则于菑(即淄水)、济二水间修建渠道。又据汉代贾让叙述:“赵魏濒山,齐地卑下,作堤去河二十五里”,是讲齐国离河25里筑堤以防洪,齐国有了堤防的保护,促进了农业的发展,免除了水灾的危害。以上这两个记载,提供了齐国在修建沟渠、堤防的史实,也印证了管仲的治水措施对于齐国强盛的重要作用。

明晰职责,以法治水

《管子·度地》中齐桓公问管仲消除五害的办法,管仲回答说:“消除五害,以水害为先。请设置水官,委派熟悉治水的人负责,任命大夫和大夫佐各一人,统率校长、官佐和各类徒隶。然后挑选水官的左右部下各一人,用为水工头领。派他们巡视水道、城郭、堤坝、河川、官府、官署和州中,凡应当修缮的地方,就拨给士卒、徒隶修缮。管仲在这里强调了消除五害,以消除水害为首要任务,建议设置水官,并对水官设置的层级、职责、名称等予以明确,这应该是我国古代水行政管理体制的雏形。在《立政·省官》中专门明确了“司空”的职责:排泄积水,疏通沟渠,修整堤坝,以保持蓄水池的安全,做到雨水过多时无害于五谷,年景干旱时,也有收成。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由司空、司徒、司马和司寇分管土木工程,劳役、军事、刑法等,其中水利工程的兴建及管理是司空的职权。齐国水管理体制的建立、水官的设置,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古代水行政管理体制,对于以后历朝历代的水行政管理体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管仲所倡导的水行政管理体制,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,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,从而推动一系列的社会制度的改革。

美学意境与哲学思辨

《管子·水地》:是整个著作中唯一一篇独立成章的关于水的论述,对水的论述别具特色,是对水的认知在哲学层面上的独特揭示,在中国的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此篇开宗明义:“水,具材也”,是讲:水是具备一切的东西。接着从水的颜色来比附人的“仁”与“诚实”:“夫水淖弱以清,而好洒人之恶,仁也;视之黑而白,精也”,是讲:水柔弱而且清白,善于洗涤人的秽恶,这是它的仁。看水的颜色虽黑,但本质则是白的,这是它的诚实。接着从水的流动性来揭示“义”与“谦卑”:“唯无不流,至平而止,义也;人皆赴高,己独赴下,卑也。卑也者,道之室,王者之器也,而水以为都居”,是讲:不拘泥什么地方都可以流去,直至流到平衡而止,这是它的义。人皆攀高,水独就下,这是它的谦卑。谦卑是“道”的所在,是帝王的气度,而水就是以“卑”作为聚积的地方。这里将自然水的品性、颜色、动能比附与人的德、仁、道、义和帝王的“气度”,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反映,也是管仲集法家、道家、儒家为一体的思想渊源。《水地》还提到:“是以水集于玉而九德出焉”,水聚集在玉中就生出玉的9种品德。九德,指贤人所具备的9种优良品格,据《尚书·皋陶谟》中记载的“九德”为:宽而栗、柔而立、愿而恭、乱而敬、扰而毅、直而温、简而廉、刚而实、强而义。水因此也可以作为衡量人的品质的标准。

《管子·牧民》中还把水与政令畅通联系起来,“错国于不倾之地,积于不涸之仓,藏于不竭之府,下令于流水之原……”。是讲把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。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,把财货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,把政令下达在流水源头上。这里把自然状态的水比喻为颁布实施政令像水流一样,畅通而至,容易推行,这样才能顺应民心。

以民为本举六兴

管仲的民本思想是很有特点的,首先他认为治国的前提条件是富民。在《治国》中说:“凡治国者,必先富民。民富则易治,民贫则难治也。”为达到治的目的,首要任务是让民富裕,要富裕必有具体措施。所以管仲又提出了“六兴”的具体措施。《五辅》中:“所谓六兴者何?曰:辟田畴,利坛宅。修树艺,劝士民,勉稼穑,修墙屋,此谓厚其生……导水潦,利陂沟,决潘渚,溃泥滞,通郁闭,慎津梁,此谓遗之以利……”。“六兴”是富民的重要措施,具体到治田和鼓励农耕、村社建设以厚民生;在水利上就要疏浚积水,修通水沟,挖通回流浅滩,清除泥沙淤滞,打通河道堵塞,注意渡口桥梁,以给人们提供便利。“六兴”的提出是管仲民本思想的核心要义,水利作为“六兴”之一,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,这应该是“兴水利”最早理念的来源,所以,300年后,司马迁在《史记·河渠书》中对水利作出了定义,“水之为利害也!”,这是中华民族在与水旱灾害不断斗争实践中,总结出的宝贵经验,并上升到国富民安的高度来认识,兴水利、除水害,历来是兴国安邦之大事,管仲在春秋时期就提出“六兴”之水利,是他认识到民贫不能长治久安,治国应让民众安居乐业,是富裕起来的重要所在,从社会发展的意义来理解是超前于他所处的时代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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